著名大數據專家劉睿民暢談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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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6年01月23日 00:42
從IT到DT，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真正有了預測未來的基礎能力。中國數據分析技術的市場據預測將從2015年的45億美元增長到2022年的368.6億美元。在行業應用分布上，政府、銀行、零售業是大數據分析市場最大的用戶 .
在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人類所有行為包括思想都會被記錄下來并存儲成數據，它是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的映射，構成了另一個世界，而且根據國家統計局信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均有深厚統計學分析背景——即大數據分析背景。
數據是靈性和理性的結合，在當今世界海量數據是第一位資源，對于數據的發展和規劃，反映出國家、行業和思想界的路徑方法。從中央政府最近發布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來看，大數據的發展戰略已被納入到國家級和經濟策略級的發展中，也被看做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數據技術、產業發展必將促進中國從IT到DT的發展，加速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
全球科技創新趨勢正在發生巨變。大數據是人類社會的第一資源，對這一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加工再生產，必將會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進而使人類可以更理性地分析世界、預知世界、應對未來，中國已經在大數據領域以后發優勢的態勢走到世界的前列，繼續堅持下去，中國將會執世界經濟發展之牛耳！那么大數據又將如何幫助改變企業、國家間的競爭格局？中國在基礎領域及數據庫研發領域最主要問題是什么？政策層面應如何加以引導解決這些問題？
《華夏時報》記者新近約請柏睿數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TO劉睿民接受專訪，深入闡述相關問題。
曾任多家世界級跨國IT公司大中國區及亞太高管的柏睿數據公司創始人劉睿民，曾在國內上市公司華勝天成擔任CTO，歸國前在硅谷Tandem公司師從圖靈獎大神級得主Jim Gray，共同參與過Tandem NonStop SQL/MP的內核編寫。據業界權威人士介紹，Tandem公司的MPP分布式數據庫迄今為止依然在歐美的高端市場傲視群雄。
劉睿民認為，大數據時代的國家競爭發展優勢，就是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讓數據變成對社會有價值的產品。目前中國雖初步具有這種能力，但空間還很巨大，因此劉睿民建議，政府決策部門應緊急設立首席數據官，這將有助于國家宏觀戰略決策中，各種數據不協調造成的應用管理中諸多問題獲得解決。
大數據VS人與社會與國家
《華夏時報》：學術界有句話叫“透過數據看本質”，我們看到，包括您在內，當今海內外的學者正在以空前的熱情投入用大數據研究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事業中來，這一趨勢所反映的本質是什么？
劉睿民：大數據產業其實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記得我們從事大數據研究項目最早的一個案子，來自于傳統制造業，時間大概在一年半以前。當時我們覺得很奇怪，制造業為何對大數據如此感興趣？盡管那時大家都覺得制造業似乎在走下坡路，但制造業是真正的實業，由于其利潤薄、生產效率相對較低，因此需要考慮如何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智造的產業轉型問題。而所有產業轉型都必須建立在對各類數據的精確管理上，數據最后會體現出產業增長和精細化管理的整體面貌。
從工廠管理到城市管理再到國家管理，都要靠數據來說話，都要根據數據所說的話來加以調整。比如國家統計局依據傳統統計科學統計各種經濟增長數據，如果與大數據管理方法結合起來，則其統計結果就能幫助人們更深入、更實時交互地了解或判斷當前經濟真實狀況，甚至幫助人們預測未來的經濟變化趨勢。
再比如過去一向很保守的傳統金融業，在遭受了互聯網金融的刺激之后，其數據量開始變得很龐大，這引發了監管難題。尤其對于P2P，其所有交易都是多點對多點交易，監管難度很大。所以，一個需要清晰認識的問題是，如何通過數據管理這些經營活動？
在國家治理層面，決策者所看到的，可能是如何通過數據管理國家的問題。
透過數據看本質，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從宏觀到微觀的一系列需要以數據來支持和幫助人們解決的問題。
《華夏時報》：大數據將如何改變人和社會的思維？改變企業、國家間的競爭格局？
劉睿民：上世紀90年代我在美國從事大數據研究工作，有機會接觸到技術上通常比較超前的美國軍方的一些項目，這包括無人自動駕駛技術、輿情監控技術、欺詐檢測技術等。當互聯網數據爆發之后，許多原先屬于軍用的技術漸漸變成了普通的民用技術，被運用于企業或國家間的經濟發展競爭之中。最早出現的輿情監控技術，現在就已被許多地方政府普遍運用，并且下一步，輿情監控技術將會有進一步發展，變得可以引導輿情走向。較早被銀行使用的欺詐檢測技術，現在已經在制造業得到廣泛使用。
數據可能會泄露，也可能會透過某種方式滲透進入網絡中，可以通過排序、機器學習，通過人工干預的半監督學習、深度學習，拼湊出某種完整圖景，以探索出并固定住某種經驗。人類過去從沒做到這一點。機器累積的這種認知能力，將大為提升人類使用知識的能力。
比如天氣APP與地理APP的整合，就可能精確地告訴人類在某種天氣形勢下某些地區的某些狀況會出現什么樣的變化幾率。這也就是說，過去靠人的經驗判斷的變化，今后可以由機器幫助人類做出更精確判斷。這可能將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思維習慣。
《華夏時報》：如果大數據的核心就是預測，它能預測些什么？
劉睿民：所謂預測，正如剛才所言，只是將不同的人對一些特別環境的感受、判斷等數字化之后，通過各種APP加以搜集并放入數據庫，再進行檢索、分類，以及監督學習算法、學習處理模板，和通過半監督學習對監督學習模板進行校正——大約就是這樣的一種原理。但其所有的步驟都涉及到不同算法，比如排序、分類、聚類，以及深度學習算法等。這些算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都已出現，但至今并未有突破性進展，并未發生質變，而只是量變，是在廣度上發生了變化。不同維度上的數據量的增加，產生了不同的聚合，現在很多深度學習的算法與高性能計算中所用到的算法并無二致。而高性能計算中所用到的數據過去就已經很大。所不同的是，一個用在科研上，一個用在生活中。
大數據的預測，并非是指其能準確的看到未來，而是指其判斷結果可能更接近實際值。
《華夏時報》：通過大數據管理有無可能看到競爭的對方將來的預定發展策略？
劉睿民：完全有這種可能。在算法不變的前提下，收集的競爭對手行為特征如果從10個擴大到10萬個，且具備分析這10萬個行為特征的計算能力，則分析的結果就可能很接近實際的情況。據此，就可做些推演，設想將會出現的變化，再根據算法做些調優，就確實有可能預料到對方所出的牌。但這更多只能算是一種推演，而不能算是預測。預測是按照某種路徑推論，而推演則可能有若干個路徑。但二者導致的結果都尚不具備唯一性。
美國大數據管理在算法、計算能力、模式創新等方面都要比中國走得快許多，這首先是因為美國在數據庫方面已有很多年積累，中國的大數據積累只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啟動，這兩年才真正熱起來。像Hadoop、spark等一些關鍵技術，我在2005年的時候才聽到國內有提起。
《華夏時報》：中國在大數據管理方面如此落后，會否在國際競爭戰略上有所體現？
劉睿民：現在我們的競爭戰略可能更多的是靠人、靠傳統智慧來做分析判斷和設計，靠數據說話的程度可能并不很多。但這方面應該只比美國差，比俄日、比英法德應該并不差。
《華夏時報》：由此來看，是否可以說，在中國人還沒出招的時候，美國人已經知道中國人大約會出什么招？
劉睿民：這種危險性可能真的存在，卻可能未必被真正清醒意識到。僅從經濟學角度看，美國獲得諾獎的幾位計量經濟學家，包括他們的學生，這些人當中很多原來都是學數學的，之后形成芝加哥學派，其中一些人去了華爾街做對沖基金，也有的去美國財政部任職，參與政策制定。這些人長期被數據所熏陶。
美聯儲采取加息之類的政策之前，相信更多會采取計量經濟學上的一些方法論并結合大數據再做出判斷。
《華夏時報》：根據IDC的預測，經濟高速發展下的中國產生全球21%的數據，其比重已遠超中國人口占全球的比重，這是些什么樣的數據？對其應用價值可以做怎樣的評估？
劉睿民：這一數據似乎有些保守。中國是個跳躍式發展的國家，而且一步就跳躍到互聯網發展時代。所以，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使得中國產生的數據量可能占全球的25%到30%。
這些數據專業術語稱之為結構化數據或非結構化數據，通常以字節有無規律可循來劃分。從這些數據中可以判斷出各種行為取向，據此可以發現各種商業價值。從國家間競爭或社會治理角度看，甚至據此可以對某個人建立一個有關其行為習慣的數據信息庫，從而推演出其行為的傾向性特征。
《華夏時報》：大數據的另一面是什么？比如對數據的壟斷，形成某種監控，它會否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國家治理層面的問題？大數據最終會否成為人類的敵人？
劉睿民：軟件業的人都知道，沒有人寫軟件沒有bug。這個bug到底會出現在哪里？如果只是通過數據去啟動軟件，并與武器結合，確實不太容易控制，也確實對人類很有危險，但目前還沒有到危害人類的階段。大數據更多的只是一種算法的判斷，并停留在有點接近于人類思維的模板上面，并沒有跨越到自己去思維的程度。
至于超算，它是一種更高級的計算，但在超算的競爭層面，這么多年也尚未出現實質性突破，尚未出現一種能夠顛覆整個游戲規則的算法。大數據的深度學習算法，應該與超算結合起來。我們正在與一些研究機構建立這樣的聯合實驗室，試圖將深度學習上的一些研究成果與實際案例中的問題結合起來，使深度學習的一些算法更加實用。
比如對于最近人民幣匯率的急劇變動，國內采用了一些非常手段加以控制，以傳統智慧見招拆招，而非通過大數據管理提出應對舉措。
大數據的商業價值
及其應用技術競爭
《華夏時報》：大數據現在熱得發燙，大數據運用業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這被認為是大數據企業難得的戰略機遇，大數據產業將大繁榮、大發展，中國社會將進入大數據時代。但實際很多企業尚未找到利用大數據創新、創業的“門道”。大數據在中國究竟如何真正產生巨大商業價值？
劉睿民：對于大數據，現在出現一眾圍觀的現象，所有的人都在談大數據，好像連云計算都不太談了。這一方面是由于云計算競爭比較激烈，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很多原來做軟件的人，都給自己戴上大數據的頭冠。
但在數據領域中國落后很多的原因，是企業也好政府也好往往都被話題引導，而沒有扎扎實實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們一上來就做基礎軟件。2014年我拿出了第一個大數據的國產數據庫。
大數據創新更多體現在基礎軟件層面，體現在數據處理和深度學習方面。而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正體現在這些領域。
差距還體現在大學教育方面。美國很多著名大學開設數據庫專業課程，中國在這方面很欠缺。
中國在大數據方面存在的欠缺，恰是一種價值洼地，能產生巨大的商業價值。
長遠來看，政府和企業今后更多的是要做一些基礎性工作。熱潮總是要退卻，到一定程度，還要去偽存真，最終看基礎是否扎實，因此要多借助開源的東西，但開源的東西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比如中國大陸之前做linux沒能成功，因為開源更多的是一種生態，圍繞其周邊有很多深入開發商業軟件的公司。甲骨文公司最早的數據庫軟件也吸收了開源很多東西，最終它成為了商業數據庫軟件巨頭。這值得我們借鑒。
如何在當今數據大爆發時代使自己有一個好的定位，政府如何引導開發大數據商業價值，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華夏時報》：柏睿數據在國內首創的MPP內存數據倉庫被認為是中國數據倉庫領域的“諾曼底反攻”，并且最近完成接近千萬美元級融資。柏睿數據前不久還獲得“2015年度中國軟件和信息服務大數據領域最佳產品獎”，并且據悉柏睿數據被授權撰寫了數據庫國家級標準。為什么柏睿數據這么“火”？
劉睿民：媒體所稱中國數據倉庫領域的“諾曼底反攻”，并不算夸張。中國大陸做分布式數據庫的人很少，而做內存式數據庫的幾乎根本就沒有。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大陸數據庫行業一直為美、德等國外廠商所壟斷。當時中國本土眾多軟件公司所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短期效益，而不愿掙數據庫這樣的慢錢。再加上數據庫本身技術標準嚴苛，對算法穩定性要求很高，實現難度較大，是一種慢工出細活的領域，中國公司如果起步晚，積累少，肯定就會顯得落后，所以這種支撐大數據核心發展的基礎技術需要國家的大力支持。
現在大數據時代到來，數據大暴漲，人們對數據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勢不可擋。甚至房地產商做所謂場景消費也需要用到大數據，這是以前所無法想象。當今人的互聯、物的互聯正在不斷加強，而工業4.0，中國智造，也都是充分條件，大數據即將時勢造英雄，也是柏睿數據的流數據庫走上臺面的良好時機。
兩年之前我即開始啟動流數據庫的研究，那時國內還沒有人提這項研究。因為時勢都未到，但它所發生的必要條件均已具備。今后將要充分發揮這些必要條件。中美專家包括中國工信部專家都對于流數據庫在中國國內出現感到驚訝。柏睿數據撰寫的數據庫標準已被認定為中國國家級標準，受到國內外同行的充分肯定。
《華夏時報》：你怎么看貴公司的行業和技術地位？
劉睿民：行業地位應處于前三，公司和個人的技術研究實力應排名第二。
《華夏時報》：您被認為是大數據行業的一匹黑馬，被工信部聘為國際專家，同時被國際標準委員會指定為國際協調員。您這么“火”，你所向往的人生目標是什么？
劉睿民：自己并不覺得有多么“火”，做好數據庫還須有賴于自己很多年的積累。我首次見到我的導師Jim Gray是在1996年，當時他給了我一個bug，說你去做吧，這讓我感到很郁悶，心想不就是一個bug嗎，后來才知道，在我當時工作的這個惠普實驗室，一個bug很有深度，沒有三個月的時間解不出這個bug。但一個多月后我解出了這個bug，這讓導師很吃驚。后來我接的客戶有很多都是世界級客戶，其中包括美國國防部、維薩組織、沃爾瑪等，有的客戶其分布式數據庫里的集群有1024個節點。一個打算要進入到數據庫這個行業的人，之前必須要有5年寫底層代碼的經驗，進入之后還要寫6、7年的代碼。這樣才可能駕馭數據庫整體架構的東西。我未必是黑馬，但卻是有長期積累的熟練工，又正好碰到當前大數據發展興盛的時點。關于我的人生目標，我的投資人汪潮涌先生曾問過我，我的回答是，如果我的數據庫系統寫得好，被產業界認可，那么，之后我將回到學校里，從理論上加以提煉和總結，并傳授給學生，這才是真正有很重要意義的事情。汪先生很認同我的這一人生目標。
《華夏時報》：如何看下一代軟件開發技術趨勢與對各行業的深刻影響？
劉睿民：下一代軟件開發技術趨勢可能會有很大變化。并行計算今后可能會要求很高，這其實也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之一。但對有些概念，國內存在混淆現象。比如我一直堅持說MPP內存數據庫，有的人卻說這是分布式數據庫，其實MPP也是一種分布式，而原則上，MPP是海量并行處理，算是一種分布式，但分布式并不見得是MPP。所謂并行處理是說每個處理單元與其它單元有關聯。最近兩年，并行計算確實出現了一些語言或軟件開發方法，這一趨勢比較明顯。尤其是當處理的數據量很多，則對之后的影響會很大。這方面，國內積累真的不多。
《華夏時報》：在您看來，一個完美的大數據處理系統究竟是怎樣的架構？
劉睿民：三年前，我曾認為，理想中一個分布式的MPP的海量并行的內存數據庫就已足夠，我能處理的數據比如說當時是64G的內存有100個節點6個T的數據，就讓我覺得很大了。但去年很多用戶已開始問我，你們能不能處理256G內存的單節點的數據。這個發展真是太快了。
下一個趨勢是，單節點可能至少要處理4個T的數據，4個T1000個節點就是4000T。在做好算法，系統穩定的條件下，4個T數據可在數分鐘之內處理完畢。這是一個比較漂亮的結果。
就硬件而言，CPU自身速度在提高。而分布式計算集群現在越來越大。這在之前很難預料。
我們的內存數據庫內部測試現在已達到256個節點，下一步可能是512個節點，這是數據庫的一個比較大的變化趨勢。三年前我開始考慮的流數據庫，去年這一想法已開始成熟，原以為可能要等候兩三年能出成果，現在看，如果每個人手中的手機云端數據直接進入我的有數百臺機器組成的內存池子，進入流數據庫，做一些簡單查詢，或進入分布數據庫做非常復雜的分布查詢，這些過程都無需落地，只在內存里跑。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在之后，是深度學習的算法，也存于內存之中，而且要與數據庫緊密結合。也就是說，在只要有數據的地方，就有算法圍繞著它。今后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大數據應用涉及國家戰略
《華夏時報》：中國在基礎領域及數據庫研發領域最主要問題是什么？政策層面應如何加以引導解決這些問題？
劉睿民：總結了看，數據庫本身是一個基礎領域，其研發主要取決于積累，之后是院校之間與企業研究成果如何結合的問題。在中國人民大學薩師煊教授之后，中國數據庫領域就再也沒有權威性成果問世。從這個意義上看，未來我們的研究成果如果能變成教材，讓大學里的學生學習之后能寫出簡單的分布式數據庫，我們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目標就實現了。
《華夏時報》：關于在一些政府決策部門設立首席數據官這一職位，您有何看法？是否還早了點？
劉睿民：一點都不早，而是很迫切。
現在我們遇到的很多情況都是拿不到數據。有人想做事，但數據拿不到，原因就在于行政管理存在條塊分割，這導致數據也被隔離開。
數據到底具有怎樣的價值，通過數據官的協調，就可以協調出來。而協調的規則是什么，這也需要探討。
目前中國的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仍以CIO為主處理IT問題，尚未設立CDO即首席數據官，企業部門只有阿里巴巴公司有CDO，外企設CDO
的比較多。
中國的政府部門尤其是決策部門有必要盡快設立CDO這一職位，這將有助于使得宏觀戰略大數據應用管理中遇到的諸多問題獲得解決。
《華夏時報》：與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處于大數據發展的初級階段。如何構筑大數據時代的國家競爭發展優勢？
劉睿民：所謂構筑大數據時代的國家競爭發展優勢，就是應用數據的能力，就是讓數據變成有價值數據的能力。目前中國尚遠遠不具備這種能力
《華夏時報》：最后，能否請您預測一下中國大數據變革的前景？
劉睿民：當今從事大數據應用者很多，也有很多從事大數據交易的企業，如果能形成合力，整個大數據生態系統能夠良性循環，將是一件令人樂觀的前景，也將會為中國大數據應用發展積累經驗和人才。因此，政府需要在這方面積極加以引導。大數據應用不應只是一種熱潮，因為當熱潮散去，還會留下什么嗎？如果形成生態系統，在數據庫和數據處理方面，包括中間件方面，可能會有基礎軟件升級的問題要解決，這可能會導致中國出現一些大的基礎軟件公司，并與甲骨文公司、SAP公司等國際巨頭競爭。從應用軟件方面看，中國可能會出現一些突出的應用，在虛擬現實和自動駕駛領域，中國也許同樣會出現一些大公司。但這同樣需要很多積累。應用也需要能夠落實的環境。最怕的是大數據成為套利的工具。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為城市正本清源
張險峰
2015年12月21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就在這一天，北京仍處于有史以來第二次重度霧霾紅色預警中。兩起事件同時發生看似巧合，其實有其必然性。因為該會議劍鋒所指，正是如何化解城市病、推進城市更加健康可持續發展，而霧霾污染，正是促成此次會議的主要導火索。
時隔37年的會議
2015年歲末，中央召開這樣一個高規格的城市工作會議，用意何在？建國以來，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召開的城市工作會議共有三次，最后一次是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第四次則時隔37年之久。由此可見，中央對城市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發展，有了新的認識和要求。
目前，我國已進入城市型社會，城市已經名副其實地成為創造國家財富的主力軍。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到2014年末，我國城市化率從17.9%提升到54.7%，城市數量從193個增長到653個，城市人口已經超過農村，并且今后每年城鎮化率仍會以1%的速度增長。縱觀世界城市發展變化，城市不但從前是、現在是，未來仍是主導世界發展潮流的主體，并將繼續得到強化。
但我國城市的發展卻存在很大問題，“城市病”是其中典型代表。首先，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已經嚴重威脅到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影響到城市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近年來生態危機、“城市病”集中爆發，霧霾鎖城，暴雨淹城，垃圾圍城，交通堵城，造成大量經濟社會損失和不良國際影響。歷史文化屢遭破壞，城市建設千城一面，人們賴以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園很多已經面目全非。這些破壞帶來的損失，正在一步步蠶食著我們辛辛苦苦換來的發展成果，對子孫后代的發展造成威脅。
其次，城市發展對人的關懷不夠，已經嚴重影響到城鎮化進程和質量。尤其是長期忽視進城農民工和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群體，沒有解決好他們的城鎮居民身份和待遇問題，導致社會不公，矛盾日益凸顯，影響到群眾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城市公共服務短缺，看病難、升學難、出行難、就業難，令普通市民也叫苦不迭。
在經濟發展動力上，過去所依賴的出口、投資、內需三駕馬車疲態盡現；而城市產業轉型緩慢，創新驅動不足，也需要尋找新的動力。城市積聚著人才、企業、資金、信息、技術、文化等全方位要素，是一個國家投資、建設、運營、創新活動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節能減排降耗、實現綠色發展的重點，大有潛力可挖。會議提出“讓創新成為城市發展的主動力，釋放城市發展新動能”，可以看出中央已經將經濟轉型與城市發展二者統一起來，作為消化工業過剩產能和房地產庫存、創新產業發展。
也正因為上述原因，此次中央重新把城市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提出來，要求“深刻認識城市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并將之與經濟工作、農村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拋出的頂層設計，以系統改進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提高城市發展的質量和水平，解決群眾關切的民生問題、環境問題。這也是一個供給端改革，既把城市作為一個完整的“產品”來對待，寄望在提升城市供給能力的過程中，尋找經濟發展新的動力。而綠色發展、民生工程將是新的機遇。
建設人性化城市
要把城市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就必須營造出一個個健康的、為群眾所喜愛的城市，但毫無疑問現實差距不小。盡管西方國家曾經爆發的“城市病”及其危害早已廣為人知，國內外很多有識之士、專家學者也一直不斷地在給政府提醒，但遺憾的是我們仍沒能幸免。
原因在于頂層設計的缺陷，和地方政府的慣性思維，城市發展圍繞著GDP這個指揮棒轉，以地生財、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大行其道，為此不惜以犧牲生態環境、農民利益、歷史文化為代價，埋下大量隱患。各類規劃被當作爭取城市建設用地規模的工具，行政區劃調整、特殊政策區、“農民上樓”等成為最常見的手段。城市規模盲目擴張，造成大量“鬼城”和撂荒空地，既造成資源嚴重浪費，又犧牲了長遠利益，無異于飲鴆止渴。這種做法自然是漠視了人的主體地位。
此次城市會議把轉變城市發展觀念作為首要問題提出，強調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改革創新、依法治市。就是要把工作重點放在改進城市發展的質量上，摒棄只要地不要人的城鎮化模式。
城市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融合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各要素，其發展建設也是一個歷史性的過程：既有物質建設，又有管理運營；既有制度設計，也需多方決策；既要做好規劃，也要執行到位；既要設計科學，也要使用合理。而一旦城市建設出了問題，既可能是規劃科學性和預見性不夠，也可能是管理或實施走樣、或決策不夠民主透明，但更多情況下是各部門之間、各環節之間缺乏統籌、各自為政造成的。
眾所周知，城市治理是個“多龍治水”的系統工程，對各部門、各環節的協調程度要求很高。一直以來，各個部門的政策設計不可謂不豐富，但收效甚微，關鍵是各種制度工具的設計，以及管理實施缺乏協調。部門間各自為政，甚至相互掣肘、利益博弈。在規劃、建設、管理維護的各個環節，各種利益群體訴求不同，在各個環節也都會出現問題。在城市設施的使用上，一些市民素質不高，比如交通違章、擾亂公共秩序、亂丟垃圾等，也會影響城市運行效率，導致城市品質下降。正因為此，城市發展出現了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必須弄清楚其中關節。
此次會議從5個方面提出“統籌”要求，是一次全新的認識。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目的是改變城市傳統布局模式，促進大中小城市、各類不同地區城市合理布局。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是從操作層面對城市發展重點和管理措施提出的要求。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是從創新體制機制，提高城市管理科學性角度提出的要求。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是從城市內部空間布局的合理性、宜居性、可持續發展角度提出的要求。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是從城市民主決策、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角度提出的要求。通過這5個方面的統籌，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系統性、持續性、宜居性和各方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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