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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啟動了世界經濟結構的重新布局，國際化的產業分工更為細致，隨之服務外包也沖破國界限制，形成了“全球化的第二波浪潮”。服務外包全球化這一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為這個產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前景，越來越多的企業采取了離岸外包戰略。為此，“服務外包”也被《哈佛商業評論》稱為75年來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和經營理念。那么企業外包的原因是什么？與生產的全球化相比又有什么特點呢？在21世紀的合作遠景中有哪些“新看點”呢？這一新型的合作模式又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什么影響呢？

為此，記者采訪了業界權威人士――亞太總裁協會全球執行主席、國際外包中心全球董事鄭雄偉。

記者：除了讀者較為熟悉的IT外包外，服務外包的主要領域是什么？

鄭雄偉：總體上，根據服務外包的業務內容和行業特點，可將服務外包分為IT外包、業務流程外包(主要包括銷售服務外包、人力資源管理外包、物流外包、財務管理外包、呼叫中心外包、資產管理外包與行政管理外包)、知識流程外包（KPO，主要包括研發外包、咨詢外包、培訓外包等)及其他服務外包(金融業務外包、醫療外包以及延伸至公共部門的公用事業外包)。基本來看，可以說這一分類是最為全面和最為科學的，也是我們國際外包中心所認可的分類。另外對于國際服務外包的發展，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預測，未來幾年全球的服務外包市場每年將以30%～40%的速度增長，并且類型將不斷細化。而根據美國信息產業咨詢公司加特納Gartner的相關預測，2009年全球IT服務市場年平均增長率將超過6%，全球BPO市場的年平均增長率將超過9%。預計2009年全球IT服務外包市場規模將達到4322億美元，全球BPO市場規模將達到1720億美元。

記者：服務外包能為我國提供多少就業崗位？這些就業崗位需要什么樣的人才？

鄭雄偉：對于服務外包能為我國提供多少就業崗位？這方面，我們還缺乏權威的預測數據。我們可以拿印度作一比較，印度是全球服務外包業務的主要承接目的地，據統計2008年承接服務外包金額422億美元，是我國的9倍，直接從業人員超過200萬，是我國的4倍。按照商務部、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的規劃目標，我國力爭在未來5年內新增100萬大學畢業生就業。而根據服務外包的發展趨勢和國家的戰略規劃，我們認為當前的服務外包將給我國帶來60萬左右的就業崗位，以后每年將新增25萬就業崗位。總體上，這一就業崗位是知識型的就業崗位，需要大量熟悉外語、懂得管理、熟悉知識產權保護、懂得國際貿易、掌握計算機編程、掌握網絡管理、網頁制作和動漫制作、掌握信息管理、數據庫原理及應用等方面的各式各樣的人才。

記者：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持續及其對實體經濟侵害的加重，服務外包在全球范圍內呈現何種走勢？中國的服務外包受到的沖擊大不大？

鄭雄偉：短期來看，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尚未完全消除，美國經濟振興緩慢，歐洲及日本的國內需求增長減弱，全球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美元匯率下跌，這些都增強了世界經濟短期走勢的不確定性，使得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短期壓力不小。特別是一些發包企業在此次危機之下經營效益持續不佳，發包量有所下降。但是從長期來看，我認為，隨著全球科技競爭的加劇，產品技術更新速度加快，在普通的服務進行外包的同時，屬于跨國公司總部服務功能的研發服務外包的趨勢正在增強，服務外包正向縱深產業鏈發展，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長期潛力較大。根據美國信息產業咨詢公司加特納(Gartner)的預測，到2010年，發達國家中25%的傳統工作將轉向印度、中國和俄羅斯。另據統計，在全球1000強企業中，僅有1/3企業參與了離岸服務外包，還有2/3的企業未參加到服務外包的浪潮中。因此可以說，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長期潛力較大。

對于中國而言，一些接包企業受本輪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大，企業業務量增速緩慢，甚至下降，但我國又有許多企業在本輪金融危機中發展較好，業務量不降反增，呈現了“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景象。

此外，即使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部分發包方仍在考慮進一步降低成本進行外包。也就是說，越是在經濟不景氣、生存成為一個考驗的時候，一些發包方對外包的需求反而越是會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些潛在的客戶為我國發展服務外包提供了新的機遇。

記者：匯率變化對我國的服務外包有何影響？人民幣升值會不會像對外向型制造業一樣，對我國的服務外包企業造成壓力？

鄭雄偉：在目前這一階段，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這一問題引起高度關注。總體上，我認為人民幣升值對服務外包的發展有利有弊，并且可以說是“弊”稍微大于“利”。就“利”的方面來看，人民幣適當升值有利于推動接包企業提高技術水平、改進服務檔次，推動其通過提高企業競爭力獲得發展。人民幣適當升值也有助于緩和我國與一些發包國的貿易關系，從而為外包企業接包提供更好的國際合作環境。就“弊”的方面來看，人民幣升值的最大不利是“影響我國企業承接服務外包的競爭力”。如果人民幣升得很快，則中國許多企業在收入為外匯、支出為人民幣的情況下利潤率會逐步下降，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后國內企業接包的成本自然提高，本國服務的出口競爭力相對下降，因而在吸引服務外包方面是不利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太悲觀。原因在于，在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流通貨幣――美元貶值的情況下，在世界上其他服務外包發展較好的地區，其貨幣對應美元也在升值，其吸引服務外包的競爭力同樣受到了不利的影響。當前在外包已不太具有大的價格優勢的背景下，服務外包企業考慮狠練內功，通過提高服務外包質量、塑造品牌促進企業發展非常重要。各類企業也應該積極行動起來，采用各自的方式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記者：隨著發達國家失業率的上升，服務外包如何承受政府和社會的壓力？在發達國家，政府和民眾對服務外包的態度是不是也不同？

鄭雄偉：隨著發達國家失業率的上升，向政府要工作機會成為民眾重要的呼聲，這也是服務外包發展的頭號敵人。工作機會流失就會有人失業，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勞動力資源沒有被充分運用，這種經濟的問題最終會反映到政治上，使得貿易行為面臨政府和社會的壓力。而在發達國家，民選政府面對民眾的問責常常需要通過各種措施解決失業問題，可以說政府是在竭力在自由貿易和解決失業問題之間平衡，其態度在不同的就業狀況下各不相同。很明顯，對于發達國家中那些因為業務“外包”而失去工作機會的人來說，“外包”絕對是一個討厭的詞匯，而對于那些從外包中受惠的民眾則對外包非常歡迎。

實際上，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實現服務外包的同時積極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緩解政府和社會的壓力。應該看到，發達國家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畢竟發達國家的企業基于成本考慮的“外包”行為是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競爭力的有效措施。并且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的一些企業也在向發達國家企業進行服務外包，外包對于提升全球實體經濟部門競爭力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是不會因為他們的態度而改變的。

記者：中國和印度正成為全球兩個最大的外包地，這特別表現在軟件產業上。你認為，中國在和印度的競爭中，最大的優勢和劣勢是什么？

鄭雄偉：當前，各個發展中國家相繼展開了利用外力拉動經濟發展的競爭，特別是“利用服務外包”這一方面。其中對于中國、印度兩個大國來說，加快發展是兩個國家的現實選擇，從而新一輪的國際外包競爭將會變得越來越突出！《亞洲時報》2007年6月18日發文明確指出：中印在外包市場展開競爭。在利潤日益豐厚的外包服務業務領域，亞洲重量級國家中國和印度持續為爭奪市場份額而一較高下。另據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2月18日的報道,印度最大業務流程外包商表示，中國對印度信息技術(IT)外包業構成最大挑戰。很明顯，對服務業外包的爭奪勢必成為中印雙方的焦點！而在這一競爭中，中國具有如下方面的競爭優勢：政府的大力支持，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較高，勞動力豐富，科技教育領域有大規模的投資，基礎設施良好，具有不斷成熟的企業家隊伍，以及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穩定、內需市場龐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斷完善等。譬如，中國地方政府積極聯合國際外包專業機構共同主辦諸如全球外包大會的國際高層會議，可以看到，中國部分地方政府充分認識發展服務外包的重要性，并明確了目標和重點領域。但中國也有一些劣勢，其中較大的劣勢便是缺乏大量熟悉英語的專業人才。中國人的說、寫能力較差，向服務外包價值鏈上端開展業務較難。

記者：在英語的應用熟練程度這方面，是不是如同很多人所說的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外語熟練程度不占優勢的情況下，是人才的工作能力還是人才的低廉價格吸引了國際上的外包服務？

鄭雄偉：可以說，外語熟練程度差是中國服務外包大規模國際化推進的一個不利之處。英語應用的熟練程度在服務外包中的作用非常關鍵。這是因為在合作、交易的過程中雙方的通暢對話非常重要，而且許多服務外包業務的提供要求工作語言為英語，譬如呼叫中心外包。當然，我國近幾年來的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迅速發展，人力資源豐富，就業壓力和中國人勤勞的精神使得中國在發展服務外包產業上具有一定的人才競爭力。在國際外包人才培養方面，國際外包中心（IOC）和亞太總裁協會（APCEO）聯合實施的國際外包高級研修計劃正在為全球外包高端人才培訓事業，不懈地貢獻智慧和力量。總之，中國人才的工作能力是不用置疑的，低廉價格也是中國的重要優勢，但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乃至消費市場具有的綜合優勢是吸引國際外包服務發包商關注的重要因素。

記者：我國各地紛紛制定鼓勵服務外包的政策，您對此如何評價？請您為地方政府的政策提些建議。

鄭雄偉：2009年1月15日，經國務院批準，我國將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成都、南京等20個城市確定為中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深入開展了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試點。對服務外包的重視在短短的幾年間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行為，各個示范城市也已經全面進行對當地服務外包產業的大力扶持，可以說，各地對發展服務外包產業的競爭已經日趨激烈。

我認為，當前及今后，隨著地方政府日益看重服務外包的美好前景，其相互間的區域競爭會非常激烈。而相互間如何發掘自身優勢，如何在競爭中始終處于領先、形成核心競爭力是各地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在此，我認為，各個地區應該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特征合理把握發展服務外包的定位，形成一個錯位競爭的局面。具體而言，一是各個地區應根據當地生產型服務外包的需要積極引進技術和培養人才，打造核心競爭力；二是對于新型服務外包，各地應努力通過區域性的合作形成產業集聚、產業集群，打造區域品牌。我們可以大膽設想，目前僅僅是設想，在南京，打造軟件外包中心；在杭州，打造金融外包中心；在南昌,打造家裝設計外包中心；在溫州，打造工業設計外包中心 ……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各地政府積極營造服務外包發展的良好氛圍，非常重要。各地政府應積極落實各項政策，積極通過與服務外包企業的對話完善社會服務體系。

記者：2008年，北京服務貿易總額占全國的比重約為20%，北京為何在服務外包領域發展迅速？

鄭雄偉：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經濟發達、基礎設施優良，具有發展服務外包的地域優勢、政策優勢、資本優勢、技術優勢、人才優勢等。在基礎設施方面，北京城市交通發達，信息化程度非常高，為服務外包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首都的北京具有巨大的人才優勢和科技優勢，國家“211”、“985”高校有十幾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名校享譽海內外；作為首都，北京地區發展服務外包的金融資本非常雄厚，市政府推動服務外包發展的各項政策也非常優惠。

這些優勢也使得北京發展服務外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說，北京市“對高科技服務外包企業創業環境的塑造、吸引人才的各項優惠措施、促進服務外包發展的專項基金、有關服務外包的各種認證體系的完善、民營教育培訓機構的集聚和蓬勃發展”，為我國其他地區發展服務外包提供了很好的、可借鑒的經驗。